都说袁崇焕的"城墙大炮"战术十分高明，大明为何没能转危为安?

这个提问不错。其实“凭城用炮”这个战术并非是袁崇焕首创，其理论构建来自于明朝末年的科学家李之藻、徐光启等人。早在宁远之战的前五年（即天启元年），时任光禄寺少卿管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事的李之藻在接触西洋传教士利玛窦后，得知西方国家有置炮于城上防守之术。

《明经世文编·制胜务须西铳敬述购募始末疏》：“臣尝询以彼国武备，通无养兵之费，名城大都最要害处，只列大铳数门，放铳数人，守铳数百人而止”。

遂与徐光启提出了以购买、仿制西洋火炮的提案，而这些西洋火炮落地明朝后，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红夷大炮”，并以红夷大炮为战术核心构建了“以城护炮，以炮卫城”战术思想，而这一理论初次开花结果，就是由袁崇焕于天启六年指挥的宁远之战，在这次守城战中，袁崇焕一改以往出城野战的战法，利用城上的11门红夷大炮不断对攻城的后金军进行炮击，“悬西洋大炮十一于城头，循环飞击”，给后金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获得了这次守城战的胜利。

无疑“凭坚城，用大炮”这个战术运用在当时确实是切实有效的，一时让缺乏攻坚能力的后金军极其头疼，只能望城兴叹，但是这个战术也谈不上高明，实在是明军野战能力不足，缺乏与后金军正面对抗的能力被迫为之，不得不采取乌龟壳战术。在这点上，明朝的朝野上下是有深刻的共识的，正如袁崇焕所言“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可谓是一语中的。而徐光启则解释的更加清晰，表示我也知道只有在城外大战才能给予敌军大规模杀伤，但是军队野战能力低下，只能老老实实守城。

《徐光启集·辽左阽危已甚疏》：臣又见方今言守城者，皆云能战然后能守，故宜城外结营，以待敌至，臣岂不知此为正论？而今所陈乃是婴城固守之策。盖臣实知见在边腹兵马皆非奴敌，即再行摘发，或广行招募，加以练习，而有一事不如臣言、不合臣法，终无战胜之理。

而在宁远之战前明军的野战能力之所以大幅度下降，总体上看有三大原因，其中两个是长期原因，一个是短期原因。

先来看看两个长期积弊：

第一、明朝自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昏庸怠政，军政腐败。

万历十年，一代名相张居正去世之后，数年之间军政全面腐化。万历十八年，大学士王锡爵就痛论军政腐败严重，“吏卒恬玩，甲敝戈朽，晏然无复守战之备”，而随着万历怠政腐化年深日久，明廷在战备上不断趋于懈弛，就比如说京营的战车原有1400辆，从万历十一年开始就缺乏养护修理，直到万历四十七年努尔哈赤反叛辽东，已经大多不堪使用，张居正时代建立的车营成果付诸东流。

《明经世文编·请敕兵工二部速议修造战车火器疏》：查得军营十枝，额该战车一千四百辆，自三十六年间，已多破坏，移文工部，先修二百五十辆，至今止修完二十辆耳。其二百三十辆，尚未修造，续又破损三百五十九辆。

第二、边镇将帅长期使用和倚重家丁作战，造成了正兵战斗力极其低下。

随着卫所制破坏，在边境屯种的军士失去了生活来源，不得不投充于实力强大的边将麾下，而边将则选取勇猛强悍的卫所军士做为自己的家丁跟随其作战，由于家丁和将领关系密切，使将领将有限的资源大量倾斜给了家丁，这样就严重伤害了普通士兵的利益，造成了军队战斗力的两级分化，整个军队作战效能进一步降低。

这两个长期的积弊造成了明与后金战争初期，屡次大战的失败，这就造成了第三个原因，就是屡次大败之下，明军大量具有实战经验的将领和家丁损失殆尽，军队从根本上失去了与后金野战的能力。据熊廷弼统计，经过抚清之战、萨尔浒之战、开铁之战的迭次失败，明军共损失百户以上各级军官600名到700名，“自丧败以来，总兵以下副、参、游、都、备、守，以至中军、千把总、指挥、千百户，死者五六百员，降者百余员”，又以徐光启所言萨尔浒之战战死精锐家丁数千名，这些军事人才的损失根本就没法在短时间弥补，辽东前线不仅兵员短缺，甚至连军官都凑不足数。所以既然不能在野战中争锋，当然凭火器守城是不二办法。

像“凭城用炮”这种战术毕竟是消极防守的思想，不具备军事上的主动性，凡是涉猎过军事史的人都知道，想要重创敌军，就要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要去主动打歼灭战，才能最终消灭敌方，远的不说，就如解放战争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就非常热衷于打大规模的歼灭战，主动去吃掉国民党军的重兵集团，而乌龟壳战术等于直接将主动权交到了敌方手里，敌军想攻就攻，想退就退，对敌军的主要力量难以造成杀伤的。就在宁远之战后，努尔哈赤立刻大部转战觉华岛，攻克后焚烧明军的粮草辎重，明军只能徒叹奈何罢了。

其实在明末如徐光启的有识之士也知道乌龟壳战术不是办法，他们的初衷是想用“凭城用炮”的战术拖住后金军一段时间，再建立重兵集团与后金进行决战。

《徐光启集·辽左阽危已甚疏》：辽城坚持数月，内地尽法选练，成师之后，便堪大战，渐次恢复各城，因而相机进剿，亦不为难。

根据他的计划，在拖住后金期间应该筹厚饷、练精兵，建立一支规模在2～3万人，以战车和红夷大炮为主要装备的精兵，与后金展开大规模决战，在训练费用和时间上，“役不过二三岁，大略费五六百万”，这对明廷的财政来说，这练兵费用实在是过于浩大，被辽事和关内农民起义军折磨的焦头烂额的明廷，根本不可能额外拿出这笔费用，这个计划就不可避免的停留在了纸面上。

等到后金在皇太极时代配备红夷炮后，就连凭城用炮这种战术都大打折扣了。所以“凭城用炮”战术，只是一种救急方案，无奈之举，说它高明确实是言过其实了。

引用文献：《明史》、《明经世文编》、《山中闻见录》、《徐光启集》、《熊廷弼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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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远一战，袁崇焕血书誓死守城，不仅上下斗志高昂，并且能指挥得当，用从广东运来的外国沉船上的西洋大炮压轴，把一直得胜，有些轻敌的努尔哈赤，直接轰傻了，大败而回，回去就一命呜呼。

宁远保卫战的大胜，让明朝突然看到了一线曙光，原来让大明天子焦头烂额的辽东战场，终于有了一场漂亮仗。并且这个漂亮仗，就是敢说大话（只要给我兵马粮草，我一人足以守住山海关。）的袁崇焕打的。

原因很简单，城是死的，人是活的。

皇太极就是脑子比较好使，绕过大明重兵布防的关宁防线，直接从北边穿过长城，进入华北平原，然后北京就近在骑兵的眼前了。

皇太极这样搞，直接把大明国都给围了，这可吓坏了宝座上的皇帝。清兵从天而降，再坚固的山海关也没用啊！于是袁崇焕不得不从辽东回来救驾，最终被崇祯皇帝一怒之下凌迟处死。

就算是最后大清入关，夺取大明的江山，其实也并没有强攻山海关，而是争取到吴三桂的投降，兵不血刃入了关。

其实坚城重炮，自然就是骑兵的天敌，如果硬碰硬，自然是血肉之躯干不过火药和钢铁，但是如果没有良好的后勤补给和系统的战略，再坚固的城墙，再牛逼的大炮，也不能阻挡国家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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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次宁远大战，袁崇焕凭城坚炮利，终结了后金军攻无不克、不可战胜的神话，奴儿哈赤数月后抑郁而终。

第2次宁远大战，在以红夷大炮守城重挫后金的同时，袁崇焕已可令新整编的关宁铁骑出城野战退敌。此战，后金军被打出了“恐袁症”！宁锦防线成为后金军无法突破的屏障，日益强大的关宁铁骑则是皇太极的催命符！

袁崇焕杀毛文龙，整顿皮岛，皮岛黑市停业。后金物资交换渠道又少了一个，紧缺粮食、火药、钢铁以渡过危机。

皇太极被迫军事冒险，裹挟新附的蒙古各部，绕道内蒙长城线攻入华北，一路劫掠至北京周边。

袁崇焕率9千关宁铁骑和6千步兵千里驰援，于广渠门、左安门外两挫后金军，并炮击南海子迫使后金主帐移营。

后袁崇焕坚请带兵入京休整，以逸待劳打防守反击战，同时等待关宁军步兵主力入援，断绝归路，合围后金军。若战略成功，至少可以重创后金军，迫使蒙古新附军反水；甚至有机会一举歼灭后金主力！

崇祯却担心袁崇焕已有反叛之实力，临阵夺帅囚禁袁崇焕，后更生剐袁崇焕并3分未成规模之关宁铁骑。从此明军对后金再无野战能力，坐以待毙！

崇祯此举，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后金军队，挽救了通古斯融合大业！奠定了中国科技、文化200年大倒退，后世险被西方列强外加日本，瓜分、殖民、彻底分裂、消亡之大败局！

崇祯本是军事白痴，却猜疑心重，好干预战事：

(一）生剐袁崇焕，3分关宁铁骑，明军丧失野战机动打击力量！

(二）袁崇焕下狱后，强令满桂率军出京主动野战，结果一战而亡全军覆灭，白白丧师4万；

(三）剥夺兵权，让卢象升孤军送死，还疑其潜逃；

(四）提拔皮岛兵匪掌控葡式红夷火炮，三顺降清使明军丧失远程重火力优势，用人失察变相资敌！

(五）松锦催战，九边精锐尽失，大汉奸洪承畴降清；

(六）潼关催战，孙传庭无奈出关战死，反被疑诈死！

大明军事家底就这样被反复折腾殆尽！这个天下，是崇祯努力了17年，送的！

少荃经史屋，给你讲点不一样的东西。

似曾相识有没有？

明末在东北地区崛起的后金势力，同晚清在山东河南地区活跃的捻军组织，都曾给当权统治者造成了极大的麻烦。然而凑巧的是，后金军和捻军的作战方式如出一辙，都是机动性极高的骑兵部队。虽然捻军基本为汉人，但都沿袭了当初清军的作战方式，无论是战术还是战力，同当时的绿营兵，旗兵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号称“蒙古雄鹰”的僧格林沁就死于捻军之手，足以证明其不容小觑。更有趣的是，曾国藩率领李鸿章的淮军在剿灭捻军时，所采用的方式同当初明朝经营辽东战事的策略也大同小异——据重镇而守，坚壁清野。

从曾国藩用兵捻军的战术上看，能证明当初袁崇焕“守坚城，依大炮”的战术并无不妥，甚至可以说这是对付机动部队的“最优解”——以逸待劳，控制要冲，一处有急，多处赴援。

而且严格意义上讲，由孙承宗经略，袁崇焕落实的辽西关宁防线，的确是能守住努尔哈赤的军队。因为直至北京城沦陷，崇祯皇帝自缢煤山，关外的清军仍旧攻不破山海关防线。

细致一点讲，防守也分“主动”与“被动”，而袁崇焕采取的就是“主动防御政策”。

明朝在辽东的战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主动进攻阶段——以萨尔浒之战为转折点，明军在辽东战场开始转入防守。

被动防守阶段——以广宁之战败北为转折点，明军放弃辽西长廊，回缩至山海关内。

主动防守阶段——以孙承宗为经略，开始经营山海关，宁远，锦州为防御重镇，配以大大小小的营垒、兵台，以修城筑寨的形式逐步向东推进防御战线，蚕食清军战略回旋余地，逼迫清军主动进攻。（努尔哈赤被袁崇焕一炮打死，就是基于此战法）

从战争本身的角度来说，主动防御政策确实给关外的清军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但要从国家形式着眼看，这样的战法在战略远见上存在致命缺陷——成本太大。

要知道当时的明朝在北方设有九个军事重镇，而辽东的军需耗银却比其他八边的军需总和还要高，每年足足要400万两之多！（其他八处加一起也才360万两有余）在辽东不断的修城筑寨，增兵屯田，给明朝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

这里提到了屯田。其实孙承宗构建过“驻军+屯田”的模式，只不过实现起来难度太大，根本不可能自给自足。而且关外的清军，以及国内的农民动荡不会给朝廷足够的时间以及物力财力去逐步落实。

前面已经证明对清军采取防守，是合乎当时局面与形式的方法。但不应该采取“主动”，而应该是按照熊廷弼的“三边布置策”来应对。

熊廷弼的防御方式很“消极”，他主张将辽西走廊中的军队和百姓全部迁到山海关内，在山海关构筑坚固防御体系。将四百里的狭长走廊“转让”给清军；而后在山东半岛的登州、莱州建立水军，从海上切断清军进攻路线；同时联络朝鲜对清军大本营进行袭扰。

很明显，熊廷弼经略辽东的政策更像是在为清军布置一个“难以脱身的口袋”。一者清军进军山海关战线被拉长，后勤补给就会出现负担，二来临海湾一侧明军登莱水师可以随意选择进攻位置，打击清军有生力量，甚至能切断清军补给，与三海关的明军两端呼应形成战略合围。

当然，对自己有利的局面也就此促成：军力集中山海关不至分散作战，后勤补给线缩短；军队五、六万人驻守即可有效实现防御，极大缩减了军费开支。

不得不佩服熊廷弼的战略视角起点之高，而且此方案极其适合当时明朝的财政状况，完全能实现明军以逸待劳作战，明朝廷也能以逸待劳，减轻财政支出。

从战略的角度再回过头来看待明末辽东战局，就会发现袁崇焕的“城墙大炮”根本不适合晚明朝廷的现状，巨大的财政赤字已经让整个帝国千疮百孔，面对处于势力上升期的清军，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用最低的防守代价换取长效的对峙局面。

熊廷弼的战略设想就是基于这一层面。但无奈，对于言官充斥的晚明朝廷来说，放弃辽西，迁民入关，是大明帝国难以接受的耻辱，是一种卖国行径，熊廷弼的思想要坚决扼杀，熊廷弼本人也得速速处死。

就这样，在晚明动荡的朝局中闪过的一丝希望，朝廷上下正眼都没有瞧，何谈能抓住机会。

城墙大炮这种战术只注重于防守，而无法进攻，你总不能让城墙驮着大炮跑吧。

因此，从孙承宗，一直到袁崇焕，所用的这种“城墙大炮”战术，（学名“主守而后战”），第一目的是要把后金的铁骑死死挡在关锦一线，不让明朝的防线被北边的骑兵摧枯拉朽一般冲垮。

然而，守住了只是第一步，仅靠防守是无法收复关外的失地的。因此还需要配合更有进取的战术。那就是——筑城+屯田——隔段距离再建一座城，然后带人种地自给自足，敌人来了城墙加大炮。

在人数和野战能力都弱于后金的情况下，这是唯一能扛得住、行得通的战术。假如给孙承宗、袁崇焕足够的时间，他们一定能一寸一寸一点一滴的把后金赶出辽东。

可惜没有如果。两大直接原因：第一是崇祯自毁长城杀了袁崇焕，但即使是这样，关锦防线仍然在起着作用，直到明亡之后清兵才被吴三桂放进关；

第二就是祸起于萧墙之内，天灾人祸，流寇越来越壮大，直到终极大boss闯王杀进紫禁城，崇祯吊死煤山，明朝灭亡。

奈何。